《大宋商报》地出现使一些像楚州和杭州这样有实力的商家向外扩充的专业广告宣传，购买地人主要是商家。但是这样并不足以扩大《大宋商报》的影响力，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抑商的传统，更有歧视商人或是侵占商人财产的事情发生，商人本身的社会地位也很低，更让王静辉感到有些头痛的是。大宋虽然并不采取抑商的政策，但是大宋却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最为繁盛的时期，儒家思想的盛行就肯定会阻碍商业地发展。至少如果让这个社会的上流来认同你，你肯定不是一个商人──当然小王驸马是最个别的例外。

《大宋商报》和其他两份全国性的报纸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这份。报纸和王静辉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份报纸并不像其他两份报纸那样得到了王静辉在资金上的全力，这份报纸的营运都是由楚州和杭州两家商会所，资金来源除去报纸上的广告之外，所不够的地方也都是由商会会员来平摊，也就是它的发行量和价格的多少，完全是由商人们自己来衡量。若是放在从前。商人么肯定不会干亏本儿的买卖，但是广告的效力已经从《大宋明镜报》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况且王静辉也送给两地商会一句话：“商人的社会形象和地位完全是靠自己来改变的！”

王静辉在楚州和杭州有着非常高的声望，商人们更是对他非常信服，最主要的是小王驸马在他们眼中和财神没有什么区别，伴随小王驸马的永远是财富，而且和小王驸马合作绝对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除了不会侵吞他们的财产之外，只要能够和小王驸马挂上关系的生意，就是官府也要给三分薄面，这就相当于给他们的财产买了一份保险，让商人们安心的很。其实和王静辉接触的时间越深，商人们可以感受到王静辉心中的一些想法──改变商人的地位，通过各种善事来提高商人在人们眼中的评价──这也是王静辉所能够想到唯一提高商人地位的办法，因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保护商人的社会习惯，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管子才这么做过，对他而言最有利的一点便是孔圣人将管子排在周公之后，这在儒家的地位当中是非常高的了。

商人的社会地位就决定了《大宋商报》的命运，不过王静辉可不是这么容易认命的人──《大宋明镜报》当初就是靠一些《封神演义》、《西游记》这样的“通俗文学”白话文学来打开了销路，扩大了其影响力，王静辉为了不让《大宋商报》成为鸡肋，便开始在《大宋商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经济理论方面的，《经济学》是后世大学中每个学生必修的课程，王静辉虽然对后世的经济学并不精通，但来到这个时空后经商起家，使用商业手段来影响大宋高层，上呈给大宋统治高层的许多策论中都有经济学的影子，他对这个时代的商业运行状况是十分清楚的。

王静辉在《大宋商报》上发表地第一篇文章便是《论国家调控手段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这完全是针对王安石变法所发表的一篇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章，尽管在后世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么粗糙的文章有些惨不忍睹，但在这个时代其轰动效应却是毫不亚于一场学术界地地震，当这个时代的大儒、士子们在《大宋商报》上面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内心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这些人当中也包括了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等朝廷重量级人物。

由于这篇文章所阐述的内容正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依据，所以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一时间《大宋商报》成为众矢之的，各种评论纷至沓来，王静辉也采取了听之任之地态度。《大宋商报》的经营权虽然不在王静辉的手中，但是编缉和办报思想都是来源于他，所以《大宋商报》对于这些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评论，精选出来刊登，当然这场论辩地主力依然是王静辉。

不过当第二期的《大宋商报》出版后，人们都是一阵愕然──《论自由经济和管制经济的优劣》。作者依然是那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小王驸马。争论依然在进行，但随着每一期的《大宋商报》，王静辉每次都会有新地经济理论文章在上面刊登，这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这些经济理论给大宋所有的有识之士打开了一扇新地窗户──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眼中一钱不值的经济原来和国家民生关系的这么紧密。王静辉的文字依然采用白话文。所有的人只要会识字都能够看明白，但却仅仅有少数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深意──这些少数人当中既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

王静辉对此并不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从来就不缺乏拥护者，更不缺乏反对者，一个新的观点诞生总会伴随产生争议。若是没有人来争论才是他的失败，况且他也秉承着“真理越辩越明”地观点，有了这些争论正是人们关注这些经济理论的表现。只要有人能够看得进去。看得明白，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总有一天这些拥护者也好，反对者也罢，在碰到问题的时候都会学着用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处理问题，他的任务便是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开启这些人思考的动力。

王静辉不知道，已经有很多有心人将这些刊载他的经济理论的《大宋商报》收集、整理起来，多年以后有人将他在《大宋商报》上连续发表的一百三十多篇各种经济评论都誊抄成册，私下传阅。后来商务印书馆的曾掌柜得知后便干脆将之收集整理出版。当曾掌柜将整理好的书稿交给王静辉，想让其专门为此书起一个名字后，王静辉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这可是宋朝版本的《国富论》啊！”他心中默默的说道。

王静辉发表这些经济评论当初固然有想普及最原始的经济学以影响这个时代的士人以更加科学谨慎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经济运行，但没有想到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居然是《国富论》的翻版──当然这与后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区别，就其学术水平和引起的重视程度上来看远远超越了《国富论》。

虽然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但王静辉还是以《国富论》为这本书定了名字，里面的内容完全是以他在后世所学到的《经济学》为蓝本，结合他对这个时代经济运行的理解综合写成的，这样的书更加具有指导性，更加适用。王静辉也将这本书列入了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的教科书，尽管当时也有很多书院的老师和学生反对过，但说服他们并不困难──孔子将管子的地位评价的非常高，这并不是因为管子有多深厚的儒学功底，正是由于管子将“利”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国家之大利”为重，这与《国富论》的初衷并没有什么不同！

随着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将《国富论》引入到教材当中，不出几年之间，大宋绝大多数的书院都将此书列为教材之一，以至很多年后大宋朝廷在进一步改革其科举制度的时候，将《国富论》列为天下应举士子必读之书，后来干脆列为单独考试的一科，这些变化是王静辉在当初所从来不敢想过的──以他对一个以儒学为治国指导方针的朝代居然能够使用《国富论》做教材，乃至当作考试科目，他还以为这辈子是看不到那一天的，没有想到世事发展确实是难以以常理所论的。不过这些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现在王静辉为《大宋商报》撰写经济评论却没有想过这么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