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刘局长，请你不要在这里和我说大道理。

有没有寸错啊？

刘伟鸿缓缓说道：“贺市长，我不是在谈理想主义，我也不是背诵孔老夫子的格言。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贺市长认为我是在谈理想主义，那么我们来就事论事。

先说邓婉儿的情况吧，像他们这样的特困家庭，难道我们政府不应该给他们特殊的帮助？一句国企改制，就能彻底放弃他们不管，任由他们自生自灭？那么人民政府的职能，在哪里体现出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在哪里体现出来？工厂卖掉了，邓友章就应该病死邓婉儿就应该饿死？没有这个道理！这就是我们政府应该做的事，我们没有做，就是不对。无论何种解释，何种理由，都不能眼睁睁的见死不救。我想这么简单的道理，应该没有疑义吧？”

贺竞强徐徐说道：“刘局，平原有王百万人口，政府工作也会有疏漏的地方。”

刘伟鸿笑了笑说道：“贺市长，我不是在吹毛求疵。我承识，任何一个单位的工作，都会有疏漏的地方，完全不犯错的，那是圣人。但有些疏漏可以有，有些疏漏，就不能有。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邓友章没有得到治疗，在家里病死了，邓婉儿从此变成流浪儿童，她的命运也是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就不仅仅是邓友章父女两个人的事，而是会影响到他们周围所有的人，从此对政府丧失信心。这种影响是很深远的。贺市长，我想你也应该明白，执政党和政府，一旦失去公信力，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一旦爆发出来，将对整个政权基础造成极大的冲击。到那个时候，我们何以自处？”

“那依刘局长之见，此事应该如何解决？”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必须马上完善，作为当前政府工作最急迫的任务来完成。贺市长，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旧的社会体系，正在快速瓦解，新的社会体系，还没有成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之中，会产生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比如说下岗职工，根据我们的了解，单在平原市，类似邓友章邓婉儿一家这样的情况，就不在少数。以后，还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其他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失去土地的城市郊区农民，待业青年等等，这些人，都缺乏最基本的生存保证，吃饭，教育，住房，医疗等等，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每天要面对的严重问题。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人安置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可以想见，他们对社会是个什么样的态度。这种情况的普遍存在，将会严重地影响到执政党与政府的形象，严重影响其他人对我们的公信力。我们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同时，难道不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贺竞强说道：“刘局，不要说全国范围内马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大的困难，就以平原为例，想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也是不可能的。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钱从何来？”

刘伟鸿反问道：“贺市长，修路的钱，从哪里来？”

贺竞强蹙眉说道：“刘局，修路是为了发展经济，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所以说，贺市长，这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一个谁先谁后的问题。简单来说吧，现在平原市政府手里有一百元，这一百元是用去修路，还是用去保障民生，各自能产生什么效益，这才是我们的分歧所在。是这样吧？”

贺竞强随即点头：“是这样。就好像家里只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蛋，这一个蛋是拿来给小孩吃了解解馋，还是拿去卖钱，然后换回来更多的母鸡，下更多的蛋。我选择后者。”

刘伟鸿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选择后者。但问题在于，前提不对。这一个鸡蛋，给小孩子吃了只是解馋的话，那就没必要。但如果是小孩已经严重营养不良，等着这个鸡蛋救命呢？作为父母，我们是否还能坚持拿这个鸡蛋去卖钱？就好像邓婉儿一家的情况，他们就不是要解馋，他们是需要救命！回到我刚才说的那里，政府手里的一百块钱，如果拿去修路，可以产生比较好的经济效益，但如果拿去保障民生，却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益。两相比较，我认为，还是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更加可取。

因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国民，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刘局，如果每一百元都拿去保障民生，路就永远修不起来，经济也就永远都不能发展，我们也就永远只能有一百元。为什么我们不能先把这一百元拿去修路，等赚到了另一个一百元之后，再投入到民生保障之中么？”

刘伟鸿就笑了，说道：“贺市长，请恕我直言，这还是一个伪命题。第一，我不是要求每一百元都拿去保障民生，我是说，先把这一百元用在民生领域，第二个一百元，我们才拿去修路。第二点，如果我们不能树立民生第一的思想，那么谁又能保证，先修了路，赚到另一个一百元之后，就能投入到民生领域？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又有新的路要修，有新的其他项目需要投资，那新的一百元，仍然又被优先拿去创造经济效益了。经济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但我们的国民，是不是有那个耐心，能等那么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