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辩说的，其实正是此时汉族士人对沙陀人的法。汉族士人群体对于沙陀“夷狄”建立的政权，从一开始就予以认同并积极参与。史称唐末“丧乱之后，衣冠多逃难汾、晋间”；“昔武皇之树霸基，庄宗之开帝业，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图。故数君子者，或以书檄敏才，或以缙绅旧族，咸登贵士”。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消息。
到后唐、后晋、后汉王朝建立后，汉族士人更是积极投入到沙陀政权之中，组成蕃汉联合政权。汉族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认同并积极参与合作的态度，与他们对契丹政权所采取的“誓死守节，拒不仕‘夷’”；或“被迫仕‘夷’而心怀贰志”；或“采取隐居的形式，消极地不合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后唐翰林学士张砺，陷辽之后，感到“生不如死”，想方设法南逃，“誓死守节，拒不仕‘夷’”；儒士张希崇，陷辽后得到重用，“渐加宠信”，但这种不薄的待遇却未能使之安心，最终寻找机会杀死契丹将军，率众南归后唐；儒士刘昫在陷契丹后，中途逃跑，匿上谷大宁山中，与躲在这里的儒士们“结庐共处”，后出山投后唐、依后晋；后晋翰林学士李浣，晋亡后归辽，被授予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然而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决意南逃，以治病为名，“异服夜出”。被抓住后，两次自杀。等等。
同样是“夷狄”建立的政权，为什么汉族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和契丹政权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呢？
唐末五代汉族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和契丹政权采取不同的态度，首先与他们的国家观密切相关，而士人国家观的形成，又与唐朝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唐前期的民族政策是什么样的呢？
同历代中原王朝一样，唐王朝也将周边的民族或国家通称为“四夷”或“夷狄”、“蕃夷”等等。但是，同样是“夷狄”，性质却有所不同。《唐律》将蕃夷划分为“化外人”和“化内人”两种，化外人，“谓声教之外四夷之人”，或“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显然他们不属于唐朝“国人”，是外国人；化内人，《唐律》没有解释，顾名思义，即“归化”或“归附”唐朝的周边各族，则应当属于唐国内的少数民族。唐朝对化内人，一般设羁縻府州进行管理。由于羁縻府州“叛服不常”，所以“化内”、“化外”往往是不很固定的，当其“臣服”之时，属于“化内人”；而当其“叛离”去后，便变成了“化外人”。
对于“化内人”，唐政府又根据其居住地点的不同，将他们区分为“在蕃”和“入附”两种。所谓“在蕃者”，即仍居住在原地者，随着他们的“归化”和羁縻府州的设置，这些地区也就纳入了唐朝的版图；“入附者”则是迁入唐朝境内者，唐一般设侨置羁縻府州进行管理。唐玄宗开元五年曾下诏：“今诸蕃归降，色类非一。在蕃者则汉官押领，入附者或边陲安置”。因此一般来说，唐王朝对于“在蕃者”的控制要松散一些，他们的“化外”色彩也就多一些；而对于“入附者”的控制则要严密一些，他们的汉化色彩也就更浓一些。
对于“入附者”，唐政府又根据其入附时间的长短而将他们区分为“熟户”（或称“旧户”）和“新降”。开元九年诏：“诸道军城，例管夷落。旧户久应淳熟，新降更伫绥怀。……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唐六典》中也明确规定：“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内附后所生子”，当然也属于“旧户”、“熟户”，可见他们已经成为“章程须依国法”的“王人”、“百姓”了，他们的汉化程度很高，有的已经“同华夏四乂”了。
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间，沙陀人就归附唐朝，成为“化内人”中的“在蕃者”。永徽四年（65），唐在沙陀人生活的地方设置了羁縻府州性质的金满、沙陀都督府，隶属北庭都护府。之后，如上所述，790年沙陀人东迁至甘州，臣属于吐蕃，由“化内人”变成了“化外人”。元和三年（06），沙陀人又举族内迁，成为“化内人”中的“入附者”。李克用及其父亲朱邪赤心（李国昌）都属于“内附后所生子”，可见他们早已都是“章程须依国法”的“熟户”、“王人”、“百姓”了，是唐国内的少数民族。沙陀人从内迁以来，虽然保留着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组织，但他们始终是作为唐朝的臣民。李克用祖父朱邪执宜在内附以后曾担任阴山府兵马使、阴山府都督等职务，这是属于羁縻府州性质的机构，如果说多少尚有一些“化外”色彩的话，那么从他的父亲朱邪赤心（李国昌）先后担任的朔州、蔚州刺史和云中、振武节度使，到李克用本人担任的河东节度使，则已经完全没有了这种色彩。所以，尽管李克用统治的核心和骨干由“沙陀三部落”和代北“五部之众”组成，时人甚至将“深目而胡须者”作为李克用河东军的特征，但李克用仍然是唐王朝的地方大臣，河东节度使仍然是唐王朝的地方政权，士人认可并参与这个政权，与他们认可并参与唐朝其他地方政权并无两样。
这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美国两党推举一名数代生活在美国且本人也在美国出生并一直生活在美国的华裔为总统候选人，美国人民是不会将这个华裔做是中国人的，他们会认为此人完全有资格参加总统竞选。李克用在河东的性质，跟这个差不多，顶多是说有一部分人可能有“民族歧视”。但如同奥巴马身为黑人能成为美国总统一样，沙陀人虽然“民族地位不高”，但不影响他在有实力的情况下身居高位。
契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契丹与唐的联系要早于沙陀，早在唐高祖武德二年（69），唐就在契丹部落设置了辽州，贞观年间又相继设置了昌、师、带等州及松漠都督府，唐并赐予契丹酋长窟哥李唐“国姓”。之后，唐又一再嫁公主与契丹酋长，一部分契丹部落也内迁至营州、幽州一带，甚至一度远迁至青州地区，成为唐朝的“王人”、“百姓”。但是，契丹人在整体上并没有远离故土成为“入附者”，契丹酋长们也只是担任了多少带有一些“化外”色彩的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随着契丹与唐的关系几度恶化，羁縻府州旋置旋废，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东北地区的羁縻府州荡然无存，契丹人除一小部分留在河朔藩镇并逐渐汉化外，绝大部分“在蕃者”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唐王朝的统治，即由“化内人”又变成了“化外人”，他们有自己严密的部落组织，并且向着国家制度方向发展。耶律阿保机重用汉族士人，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汉族士人都得到了他的赏识和重用，然而他所创立的辽王朝毕竟与中原王朝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属于“蕃夷之国别立君长”、“各有风俗，制法不同”者，于是，在汉族士人来，它当然是“化外”“夷狄”所建立的政权了。所以，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和契丹政权采取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的国家观，即在他们来，沙陀人是唐国内的少数民族，属于唐人；而阿保机建辽时的契丹人则属于外国人。
所以虽然在今人来，无论是沙陀人建立的政权，还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然而在当时人来，它们毕竟属于不同的性质。
半晌，王笉才道：“某知道了，此事某会与诸位叔伯再议，说不定……要去一趟长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