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手工业上，所造载重万石以上大船是司空见惯的。德宗时，荆南节度使发明了疾驰如飞的脚踏船。同时，制瓷业也有所发展，制出的白瓷如银如雪，青瓷类玉类冰，并由于瓷器生产的普通和技术的精巧而取代金银器，日益得到人们的喜爱和提倡。在金银器的制造上，已发明了以手摇足踩为动力的金属切削车床。后世在西安发现的许多精美的各类铜镜，显示了铜镜制作的高超技艺。而从敦煌千佛洞、阿斯塔那墓中发现的大量丝织品，其品种花纹之多，色彩之绚丽等，都充分反映了当时织造、印染等方面的工艺已有相当的发展。南方造纸业的兴起也是手工业重大成就之一，造纸原料大为增加，纸的品种和染色技术均多而且精巧，名纸有剡县藤苔笺、金花笺、六和笺、竹笺、滑薄及茧纸等数十种之多，说明造纸技术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生产的地方性日益增强，产生了许多专业化的生产区域。以造船、纺织、皮革和金银制造为中心的扬州；成都以造纸、纺织、制盐和金银器皿等而著称；以丝织品质量和数量著称的定州、越州；冶炼为主的莱芜、兖州；盐茶产区的江淮一带等等。这加强了生产商品的倾向，出现了一些经营规模较大、为市场而生产的作坊；而两京及一些州郡为数不少的行会的出现，如铁行、靴行、布行、药行、秤行和织锦行等等，使大唐的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再次，大唐经济及社会分工的发达，使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尤其是在中唐以后两税法的施行，更促使农村广泛与市场联系，造成农产品的商品化。因此，商品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多。当时市场上出现的商品是“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柴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此外，如粮食、木材、盐茶、糖、药及各类金银铜器等等有百种之多。由于生产的地方性，技术性和专业化的发展，使商品经济较前有了明显的发展，社会中直接生产者的生产社会联系，通过商品关系逐渐开阔，手工业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渐渐被市场所替代，这使得商贾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此外，唐王朝建立后，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利益，曾积极开发水陆交通和运输，大大便利了商业活动。大唐疆域辽阔，交通发达。曾有记载开元年间陆路交通：“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盈。每店皆有驴货客来，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夜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十里，不持寸刃。长安年间的水运繁盛：“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蜀，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来，昧且永日”。这种南北水陆交通的畅流状态，就是在许多地方被割据的唐后期仍保持着，如“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卖易往来”，运河水道被人赞为：“今九河之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今为利也博哉”！加上对外海陆交通的发展，使商贾活跃的舞台更加扩大。这是大唐商业得以日益发展，商贾势力得以迅速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大唐社会经济的发展，产品增加，物价便宜，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小商品生产的增加，大小商贾均投售大量商品，使商品货币关系逐渐扩大和加强，货币需要日增。但是，自武德至乾元初的一百三十多年时间里，私铸钱的现象有增无减。钱币减重和通货数量的增加，造成物价上涨，为商贾乘机牟取暴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玄宗元年九月，谏议大夫杨虚以京中用钱不胜滥恶，货物踊贵，上疏日：“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而钱无准时的，物价腾踊，乾没相乘，盈虚失度，又非各得其所矣。帝京三市，人杂五方，淫巧竟驰，侈为成俗。至于商贾积滞，富豪藏镪，兼并之家岁增储蓄，贫素之士日有空虚”。商贾豪富大量把持货币，从中获得了丰利。宝应、大历间，朝廷规定了较为正常的币值换算和加大铸钱量，但由于整个社会货币流通的需要日益迫切，和两税法实行后钱币比重上升，以及元和以后全国每年铸钱还不到十万缗，通货数量大减，币价提高，再加上商贾知道铜钱有供不应求的现象，往往积贮现钱，造成了市场上货币的经常缺乏和钱重物轻的局面。这又使的商贾操纵物价，买贱卖贵，大获暴利。而两税法，又往往迫使农民减价卖其物品，增价买其没有的物品，或使农民被迫把农产品投入市场，来换取钱币，交纳赋税，或借高利贷，“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垅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农民受到商贾盘剥很重，商贾得以日渐富豪，“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穆宗四十年，当日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这种钱重物轻的紧张状态，一直持续到唐末。商贾利用币质滥泛和钱重物轻的情况进行摊投机钻营，这也是其势力得到迅速膨胀的一个主要契机。
中唐以后，商业在各个方面都有有利条件来促进其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朝廷对商贾的优惠政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中唐以后，盐、茶、酒的榷利和商税所得是朝廷的财政重要来源。为了保持和增加这笔收入。其所有有关这方面的生产者及商贾，均隶属于中央的户部、盐铁、度支等三司，给予免除州县差科杂徭的特权。朝廷非常注重维护所属商贾免受差役的权力。如元和、长庆年间，朝廷两次下令两税外，不许差役追扰应管盐商。官吏若有违犯，竟至所在县令贬黜，刺史罚俸。这些优惠待遇为商贾获利致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们只要挂名盐、酒、茶商就可以不入州县征。
其次，朝廷要制止各级官吏侵犯商贾利益。如唐代宗大历末年下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肆货易者，罢之”。宣宗大中年间，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诸道节度使，观察使转置店停止茶商。每斤收蹋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
即便昭宗——也就是当今天子李晔——也或多或少地已认识到商贾的社会职能也是巩固封建秩序的条件之一。为次特地诏令：禁止各级官吏在两京及各地的大小商业市场与津渡，要道之地擅征商旅横赋杂税，如有违犯者，将判以枉法犯赃罪以严厉惩办。朝廷严禁各级官吏阻碍遏制商贾往来和滥征商税，是为确保中央的财政收入，以维护集权统治。同时，朝廷也必须注意这一时期重农和扶商是并存与对立的两种思想及其指导下所采取的措施。
如王抟一直因为前辈楷模的刘晏，在整顿改革财政上，很多方面都实行重商措施；贤相陆贽主张“商农工贾，各有所专”，能“咸安其分”；韩愈不仅以为农工商应并重，且对富商大贾的坐收厚利毫无非议。这反映了在大唐经济的发展中，商品经济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壮大。面对当时小商品生产者间相互服务，依赖的关系，朝廷不能不对商贾采取一定的扶植政策，通过商贾、百姓多佘产品的出售，获得绢帛、钱和日常必需品等，既有了一定的缴纳国家赋税的钱物，也提高了广大小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和收入，国富民强，也就从财政经济上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其三，中唐以后的一些藩镇割据势力和地方长官，对商贾及商业活动也注意笼络和利用。如山东淄青镇的李正已，年年与渤海通商，其孙李师曾说：“率贾人钱为助，以瞻军用”。节度使刘悟掌管的邢州，“是富商最多”。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不仅以经营工商业获行巨款，且“大贾皆假以牙职，所至多陵轹将吏”。穆宗时，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崔棱打破湖南“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灾茺不相恤的旧法，通流商贾”。又汴州土豪李宏，凶悖无赖，“强贷商人巨万，毫无一还，商旅惊波”，于是刺史任正理为保障商贾利益，决杀李宏。此外，有不少的地方长官均在辖区内积极施行通商务农的政策，收到良好的经济利益。这些措施，大都有利于商业的繁荣和商贾势力的迅速发展，强大。
其四，贵族官僚为了满足他们奢靡的生活，也依靠富商大贾贩卖奢侈品的活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要分配保护商贾的利益。由此造成了这些贩运奢侈品贸易的中外商贾势力的上升。如张籍说：“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常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他们可以往来各地，不入籍不纳税，获至巨富，而那些掌握着珠宝等贵重奢侈品贸易的外商，更是遍于各地，为数众多，开设店面，投放高利贷，大量购田买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庞勋之乱、黄巢之乱相继爆发后，朝廷为筹办军费，大肆搜刮中外富商的金银财宝，之后又想要借钱于外富，遭到不少官吏的反对和斥责，从其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乃至更大的政治利益出发，朝廷也不得不优惠和保护商贾。
中唐以后日益发展的商品生产和交易，引起社会中商品经济成分的比重逐渐增大，迫使封建政权在经济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都给商贾带来直接或间接的便利，这使商贾的经济力量蒸蒸日上，其中有不少变成了富可敌国的豪商巨贾。他们为了保持经济上的优势，继续增值财富，改变自己的卑贱地位，避免封建政权的打击和限制，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封建政权的阶级本质和中唐以后朝政的日益**，为商贾谋求其政治力量开启了绿灯，这样，商贾在社会经济、政治上的势力扩大，膨胀起来。
其五，唐代的富商大贾们主要凭借其经济富有贿赂官府，来谋得经济政治利益，当然这一点，在唐前期就很盛行。如高宗时长安富商邹风炽，因其巨富，常与朝廷显贵游乐，结交朝贵权士之多，实为可观，并能出入宫廷，在皇帝面前夸富，其势之盛，可以想见。武后时，蜀商宋霸子等人能参加宫廷宴，甚至在内殿赌博。蓝田富商倪氏在御使台理其私债，中丞来俊臣接受了他的重贿，竟然“断出义仓米数千石以给之”。钱的威力之大，连御使台也能贿通。而中宗时的众多富商豪贾假递度，降低户等，逃避赋役和补府若吏等，全是由于贿赂官吏，在其庇护下造成的。这不仅加剧了小农的破产流亡，而且使政府的赋税徭役来源也遭到重大损害。中唐以后，商贾贿赂结交官吏之风更为盛行。玄宗时京师巨商王元宝，竟以金银为壁，用钱铺地，随意谒见皇帝。甚至连玄宗也不得不承认“至富查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说明占有经济财富的人几乎可与握有政治权力的人相匹敌。王元宝、杨崇义和郭万金等富商，“各以廷纳四方多士，竟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种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不难出富豪贾经济力量的雄厚与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由于这些商贾的富裕程度甚至超过了君王，能出入百官公卿的府第，在社会上有其强大的势力。高适曾对富商结交，贿赂官吏所行的种种好处指出：“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职虎。子孙成行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买旁人独悉苦。商贾致富后结交豪贵，就能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无恶不作。
这一时期藩镇势力突长，商贾们更贿赂藩镇，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力量，“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一些藩镇境内，只要商贾及其弟子贿钱献财，就能成为将官。
大商贿结大官，小贾贿结小吏，逃脱赋役，从两京到各地方上都盛行，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宜宗等朝，都曾下诏令，严禁富商大户在禁军、各级官府和藩镇获得一席之地。诏令的一再颁布，正说明整个官僚阶层的**已经无可救药。同时也表明中央集权的日趋衰弱，从而宣告了唐朝初期以来的抑商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商贾势力的膨胀，不仅迫使朝廷承认富商贾本身差役的优惠特权，而且实际上他们已经多是全家都免掉差役了，豪商富贾大都逃脱赋役，官府的徭役赋税全都转嫁到贫民身上，朝廷**和一般官僚的贪婪，导致了国家政治、经济的混乱。正是“君与有司受奸商之豢，以毒民而激之乱……朝廷欲之速仇，不得其术，而墨吏贪奸商之贿，为施罟，以恣其射利之垄断，民穷国乱，皆所费恤也”。由此可见，官商的本质联系，贪官和商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利益均沾，共同剥削广大人民，使他们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这正是中唐以后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
其六，商贾们还利用资财来获得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中唐以后，朝廷为解决财政危机，卖-官之风日渐盛行。如杨国忠遣侍御使“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南逃以后商贾乘机大肆逃避赋役。而中晚唐时，自宰相乃至县令等官职均标价列肆出售。为此，商贾们用钱买-官，纳银求职之事层出不穷。“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至德年间，朝廷曾干脆公然告商贾：“如能据所有资产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于终身优复”。为获得商贾资财，不惜给予终身免除徭役的经济特权。僖宗时国库虚竭，贷商旅富人钱谷以应急，而给予御史等官职。
朝廷的很多无耻官吏也常常不惜高额利息，纷纷向富商大贾借钱。如“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商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数万。然后得之，末尝有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宪宗时，郑滑节度使卢群向京师贾人张陟借钱，僖宗时，太原节度使窦瀚也在当地“借商人钱五万缗以助军”。朝廷和文武官吏都向商贾借钱，自然大大提高了商贾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
中唐以后，朝廷和商贾的经济争夺着重表现在铸币和钱币的积贮上。为统一魏晋南北朝以来混乱的币制，唐高祖于武德四年废除了通行七、八百年的五铢钱，改行开元通宝，每千文重六斤四两，十文重一两，收效甚佳。但随着民间私铸日盛，朝廷多方设法杜绝，但没有效果。安史之乱后，私铸钱币之风更盛，物价猛涨。代宗时规定各种铜钱，平价流通后，商贾将乾元，重轮钱销熔，两税法实行后，只增加了对货币的需要，国家没有增加货币的数量，商贾们往往自己积存钱币，钱币立刻缺少，造成物价的不断跌落。不仅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遭到商贾剥削，而且朝廷必要的财政开支也经常缺乏。而中唐以后的钱币大多集中在商贾手里。建中年间，韦都宾、陈京就说，如果富商每人留万贯，其余借给国家，则在京一、二十富商钱，能顶政府一年财政经费，而全国一、二千大商之钱，竟能使国家数年所用丰足。为改变钱重物轻给农民和小手工业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保证国家税收，朝廷往往禁止销熔钱币，禁止商贾积存货币，禁止货币流通以及币面交易可用钱帛，纳税可用谷帛等，都由于工商业和商品流通的进一步发展和商贾势力的膨胀而失败。建中时，政府曾强行“借商”和征收“僦柜质钱”，引起商贾们的强烈的反对而“罢-市”，甚至有的商贾“多亡命入南山为盗”，朝廷惧而不得不“诏皆罢之”。从上可知，商贾们在当时社会上已有了相当经济和政治势力，迫使朝廷的支配权力逐渐走向松驰而采取一定的让步政策。
总之，在唐中央与商贾之间的经济关系对抗中，保持着相互利用，相互妥协的关系。
中唐以后商贾势力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
首先，唐代商贾势力的发展，加速了土地兼并。所谓土地兼并，是指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即自耕农，半自耕农转化为佃农，土地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过程。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既是一个重要经济收入来源，也是财富的一个保障，而土地占有的多少，是其社会地位和等级的重要标志和接近官场的手段。而且还由于唐朝商品生产虽说较前代有所发展，但还只局限于狭隘的范围之内。独立手工业者和手工业作坊所生产的丝、绢、织锦等等，主要是以官僚地主为贸易的对象，大多数的农民因受残酷的封建剥削，还只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商品的销路，始终有限，商品生产不可能作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经济仍然占优势，而且从战国以来，中国的土地早就可以自由买卖，这样，商业资本向土地投资，当然是十分自然的事。唐开元二十五年均田令在法律上承认了商贾可以授田：“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不难出，唐朝商贾势力的增长，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妥协政策。这使商贾可以合法地占有和扩大土地范围。商业资本与土地结合，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商人的一条出路，但由于商贾地主的不断兼并土地和农户，又使得长安朝廷的税收，大大减少。长安朝廷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便不得不加紧剥削，建立新的赋税，唐朝的社会经济，于是就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
其次，唐朝商贾势力的膨胀，给予封建身份等级和门阀观念猛烈的冲击。随着隋唐以来封建地主经济的长足发展，中央集权的巩固，以及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反复激烈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内部和社会阶级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突出的表现是门阀士族日趋衰弱，寒门庶族日益强大。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以特定门第作为享受政治和经济上特权的原则已经不存在了。相反，经济力量日益增长而出身寒门的庶族地主参政已很盛行，并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获得越来越高的地位。唐代的富商豪贾属于工商庶族地主集团。因此，一方面，商贾势力随着庶族地主力量的壮大而得以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善于营利，聚财也为整个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唐代商贾凭借其经济力量的不断提高，很多的或者用钱买-官，或者以地主的身分通过科举走入仕途，这是促成门阀士族制度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有一定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阶段，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定政治制度。
商贾为官在唐代初期已经出现。如唐太宗时，安州富商彭通献布五千段供应攻辽东军费，即赐文散官宣义郎名号。河东商人裴明礼，“贞观中，自古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部员外，中书舍人，为正五品上”，“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百司奏议，丈武考课，皆预裁焉”，是皇帝亲信，握有大权。唐“王朝得五品官皆升土流”，“五品家，终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可见就在太宗规定了商贾所授的官职不得超过的等级，商贾也可获得十分高贵的官品，打破了“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的局面。封建法令总是根据统治者的最大利益来加以制定，因此，一般的法律形式经常和特诏相矛盾。如高宗时，大商彭志筠献绢布二万段助军，即“特授奉议郎，仍布告天下”。武周时，酷吏候恩止，原是醴泉卖饼食的商贩，也官至五品，岭南投机商陈怀卿“仕至于梧州刺史”，均成为握有朝廷和地方军政大权的显要官吏。这类现象，实质上是和唐最高统治者贯彻执行打击豪门士族和提拔寒门庶族的方针有关。
自中宗时起，以雄厚财力为后盾，富商豪贾挤入官僚集团，占据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商贾入仕的禁令已渐渐消失，肃、代宗时更是商贾贱类，数月之间，上可以达到卿监，下也可以做到州县。不难出，商贾势力已渗透到国家政治机构的各个部门，使唐朝廷的官员组织成分大有改变。商贾中也有不少以科举为目标，勤奋学习的人，以其优厚的经济条件，通过科举参与政权。如酤酒经商的陈会郎，元和初年考上了进士。
再次，由于得到宦官、藩镇首领的支持，商贾仕进的门路更为宽广。穆宗长庆二年，朝廷以优待将士名义，非正式地取消工商杂类不得入仕的禁令，允许神策军和京外各镇保荐有功将士。如德宗时，太尉李晨权势显赫，曾保举不少京师大商子弟任“膏腴之地重如职”。更近一点，僖宗时，如今的义武节度使王外存，亦出于商贩之家——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仁兄因为黄巢入长安，使得他家蒙受巨大损失而“首倡勤王之师”，率先起兵南下与黄巢作战，居然最后成为戡乱首功之一。唐末“世为商侩”的吕用之，被淮南节度高骈所重，任其为诸里都巡察使，总掌淮南镇的军政大权。
商贾广泛被任用为吏，热衷于政治权力，以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力相适应，引起士族的极大不满，但商贾势力强大，又使他们无法抵-制，正是“名臣扼腕，无如之何”。
而与李曜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的这位寇思坚寇奉义郎，来便是此中典型。
李曜闪过一个念头：“能不能‘招安’这个寇思坚？”但转念就被自己否决，站在寇思坚的地位立场来，自己这个军械监的掌舵人必然是他下意识里最大的竞争对手，而且他在朱温治下混得这么好，岂能接受自己的“招安”？再说，自己拿什么来招安他？
一瞬间，李曜陷入深深地沉默。
杨姑娘见他不说话，一时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她也是矜持自负之人，当下不再开口。
车中一片寂静，却已经穿过几重院门，到了宣武军节帅王府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