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中国古代军队中，参谋一职及相应机构早以有之，只是各历史时期称谓各异而已。春秋时代及春秋以前虽战事频繁，但由于当时参战国家的国力基础、军队数量、装备水平、战略战术、冲突规模等综合作战能力与战争烈度，对比后来的战国时代相对较弱，战场上武装对抗持续时间也相对较短，故而春秋时代参战各国中，往往由该国国君或集谋士与将军功能于一身的将领，亲自指挥作战，鸣金击鼓，发号施令。因此，春秋时代算是我国参谋长一职的萌芽孕育期，但当时只是军中将帅行使兼职功能，并未出现专职的参谋机构和相应的参谋长官职务。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公元前512年，被吴王任命为将军的著名军事家孙武，这位对兵法深有研究的谋士，是具有“准参谋长”特征的早期雏形代表，但严格意义上来说，他还不能被称之为军队专职参谋人员。
而到了战国时代及战国以后，随着当时军事科技的不断进步，军队装备水平获得了大幅提高，参战国综合国力与后勤保障能力也得到长足发展，交战双方不仅有了锋利的铁制兵器，同时，还装备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弓弩，其箭矢射程超过600步，攻城云梯和舟战钩拒等水陆攻防兵器，开始在军中普及列装。陆上作战时，具有快速反应与远程打击能力的骑兵，于野战中投入使用，实战频率逐步赶超传统步兵，并且在攻城夺塞的包围战中，开使运用地道战法等坑道战术，战争烈度与战役复杂性相对于春秋时代明显加强，有时一次交战的兵力投入，竟高达十万余人，战争相持数月甚至经年。
正因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政治形势与军事战略不断变化，战争规模进一步加剧扩大，使得自春秋以来的旧有指挥作战体系，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新军事变革要求，故而，专门替国君和主帅运筹帷幄的专职参谋人员，便应运而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比较早期的古代军队参谋长，是战国中期的齐**师孙膑，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公元前353年，齐威王“……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因此，时任军师的孙膑，可以算是中**事史上，有史可考的最早的专职军队总参谋长。
虽然中国古代军队作战序列中，军队参谋人员和军事参谋机构，在战国时期便以出现并开始发展，但对行使专职参谋职能的军事人员，职务称谓上却并非“参谋”，而是常以“军师”等各种特定称谓来指称该职。
而之所以李曜设立总参谋部，给各军配备“参谋长”并不让三帅、史建瑭等人赶到新奇，是因为在我**事史上，最早出现“参谋”称谓的历史时期，正是唐代。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各节度使属员有“……行军参谋，关豫军事机密……”，所以说“参谋”之称谓，便是从唐朝肇始。后来我国现代军队职务“总参谋长”中，“参谋”二字的历史来源也正在于此。作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麾下将领，“参谋”二字对于他们而言，再熟悉不过了。
只是……那“参谋”焉能跟李曜设置的这“参谋长”相提并论？这参谋长的权限简直快要赶上指挥使了！
“不止如此。”冯道似乎有意继续让他们惊讶：“参谋长与参谋军官必须对每一场战斗进行书面总结，并上交总参谋部作战处和战史处，作为分析和研究之用。总参谋部设总参谋长一名、副总参谋长两名、军需总监一名、纪律总监一名，下辖作战处、作训处、测绘处、战备处、机要处、战史处以及综合处。此次老师亲自担任了总参谋长，史将军及郭安时将军担任副总参谋长，张敬询从河中军械监掌监调任总参军需总监，原河中节度使府军议参谋张审任纪律总监。”
李嗣昭喃喃道：“……这么一来，兵部还用来干嘛？”
冯道笑道：“兵部现在有什么用么？今后也无非这么点用了……不过，某听老师曾有意进行一个什么‘军衔’体制，如果成真，怕是要由兵部主持此事。”
三帅愕然，史建瑭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如今算是李曜的嫡系了，一方面知道李曜的各种改制，自己这样的嫡系肯定是能有好处的，另一方面也担心改制带来的问题。如今……只是希望右相仍如以往一般，什么事情都一早就想好了对策吧。
实际上对于总参谋部的构架，李曜的确很是费了些心思。特别是对于刚才那个军事主官与参谋长意见相左之后以谁的意见为准，李曜更是对比后世中国的情况之后才作出决定。
后世中国的总参谋部，作为军队总部机关最重要的一个军事指挥管理部门，在军队指挥架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军队总部机关人员的专业素质化建设，大力推进指挥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成为李曜穿越前，军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当时有很多专家表示，在撤消七大军区之后，总部机关的管理负担和指挥负担都将大大增加，所以总参谋部的职能必须大力加强和细分，其运行机制也要作大范围调整。要使其充分发挥出军队大脑和中枢神经的关键作用。作为一个军迷，李曜也是曾经关注过的。
不仅关注，他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一个军事上的伪德粉，他一直认为19世纪德国陆军科学高效的总参谋部体制，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队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当然不是随口一说，其实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队就已经开始仿效德军的总参谋部体制，建立起了自己的参谋机构。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这种行之有效的指挥管理体制，最后却演变成了军队的“秘书处”，“文书处”。为了保证军令政令的统一，为了维护军事首长的绝对权威，参谋部的职能被逐步弱化、边缘化。后来出现的所谓“大司令，小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的比喻，更是充分折射出了参谋在军队中的尴尬地位。那些本该成为军中精英，军中娇子的参谋军官们最后沦落成大司令的复印机、传声筒。参谋军官普遍缺乏独立分析、判断的主观能动性，只参不谋，谋而不断。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制定作战计划，不首先从实战出发，从科学出发，而是一味地去迎合首长的意志，揣摩首长的心思，作业规划严重脱离实际，纸上谈兵。
李曜觉得这种畸形的指挥管理体制所产生的危害，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反映的还不是很明显。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员大多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无数次战火的考验，拥有非常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和优秀的军政素质，再加上当时的作战手段单一，军事指挥还没有形成系统化、信息化，对军事指挥员的专业技术要求并不高等因素。所以军队首长能够比较好的进行“铁腕指挥”。参谋部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得以充分的体现。换句话讲，当时的中**队还不具备“参谋部指挥”的历史条件。
但是到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时，中国刚刚经历十年动乱，军队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以毛先生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军事指挥员也大多离开了指挥领导岗位，虽然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首长也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但毕竟几十年久疏战阵，又由于体力和精力的下降，也不可能再亲临前线，掌握战场真实情况，所以“铁腕指挥”遇到了困难。
然而此时的参谋机构在十年动乱期间，早已变成**的休养所和晋升中转站，鱼龙混杂，素质低下，根本不可能履行正常的参谋职能，在首长无法作出正确决策时，不能适时承担起军事指挥的责任，也缺乏这种相应的激励机制。于是最终导致了中**队在开战初期的惨重伤亡。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中**队已经建立起职能完备的、科学高效的参谋部指挥体制，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致少也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血的教训，殷鉴不远。
一个相反的例子，则是1898年9月18日，赫尔姆特·冯·毛奇出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在接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之后，毛奇对总参谋部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使德军总参谋部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军队的先进指挥管理体制。为德国赢得统一战争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军事基础。自1815年以来，德国有近半个世纪没有打过大仗，从上层高级指挥员到基层普通士兵都普遍缺乏近现代战争经验（对比中国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的情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德军却依靠科学高效的总参谋部运作机制，最终赢得了战争胜利。德军总参谋部对统一战争的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一时期也是以毛奇为代表的普鲁士/德**官团将总参谋部推向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无风注：此事前文有述。]
二次大战前期，德军发明了“闪电战”这一先进作战样式，但这种作战样式，从未在战争中实践过，效果究竟如何，能不能顺利实施，都存在巨大的风险。德军总参谋部从策划、组织、训练，到最后实施都进行了大量科学而周密地运作，终于把“闪电战”这一最初只是头脑中的一个闪念，彻底转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运用自如的战争进攻利器。二战前期的德军同样也有二十几年没有打过仗，参加过一战的有经验的军官和老兵大多已告老还乡。开战初期，因为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不必要伤亡也屡见不鲜。就连古德里安这样大名鼎鼎的“装甲兵之父”的坐车，也因为司机听到炮声后的慌乱，翻进了沟里。可见二战前期的德军并非是后人想像中的骁勇善战，不可一世。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支军队却能取得摧腐拉朽般的辉煌胜利呢？这其中最大的奥秘，就是德军严谨高效的总参谋部体制，这种体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所有的作战行动和计划都能向科学性，合理性靠拢，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未知风险降至最低，而将效能发挥到最大。这种体制能够在局部出现问题的时候，通过有条不紊的宏观调度，而在整体上仍能保持对敌的战略优势。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德军的总参谋部体制对于那些长时间没有进行战争，缺乏现代作战经验的军队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一支作战经验缺乏的军队要想在未来战争中取胜，就必须用制度和科学来武装自己。李曜一直是着眼于未来的人，随着地位的攀升，他现在很有信心“中兴大唐”，问题是中兴之后的大唐该往什么方向走去。如果今后又有长时间没有战争的国情出现，一旦战争来临，会怎样？这就是总参谋部设立的意义之一。
其实在后世的时候，也有人认为18世纪的东西，不可能适用当时的现代军队。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螺旋式地上升。纵观人类军事发展史，历史上所有军队的指挥模式其实就是在“铁腕指挥”（统帅决策型）与“参谋部指挥”（军官团决策型）这两者之间相互转换。其发展的链条是：铁腕指挥（亚利山大、汉尼拔……）——参谋指挥（总参谋部制度）——铁腕指挥（首长负责制）——参谋指挥（信息化总参谋部）。
李曜觉得，在看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参谋部指挥”模式时，绝不能认为只是简单的重复。而应该是一种更高级阶段的发展和再生。但是这前后二者之间，最基本的实质是一样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实现的外延和形式发生了适应当时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已。这就是他为什么认为18世纪的德军总参谋部体制依然值得现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所借鉴的原因。
现代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高科技战争，军队建设模式也正在向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跨军种的联合作战，和诸兵种的合成作战，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信息化战场上的各种作战信息和指挥指令，更是会以天文级数的规模，向上汇集，向下辐射。战场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向陆、海、空、天、电无限延伸。在这种条件下，单靠军事首长一个人的头脑，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完全未来的信息化作战指挥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职能齐全的，高效率，高专业化的参谋决策团队予以支撑。这就是未来军队指挥模式必然向“参谋部指挥”回归的历史大前提和根本条件。所以，未来的参谋部不但要参会谋，更应能决善断。以“军官团决策”，“科学决策”取代“铁腕决策”是大势所趋。参谋部的职能和地位，也应重新得到尊重和重视。
而反过来，在唐朝实现“军官团决策”，也完全可能。唐朝连宰相制度都是“宰相联席会议”模式的，军队里弄类似模式，根本没有人在思想上不能适应。
同样，在适用性上也没有问题：李曜带来了许多新的战术、思想，这必将改变战争模式，从而加大战争的负责程度。譬如火药武器的使用、测绘技术的进步等等，当各个“学科”发展得越发细致，光靠一个统帅决断所有大小事务，失误的可能性太高太高。霍去病之类的战争天才不是雨后春笋，那种杰出人才毕竟百年难遇，与其依靠不定时出现的天才，李曜觉得依靠汇聚精英智慧的“军官团决策”更为保险。只不过考虑到传统思维惯性，他才依旧保留了相当大一部分军事主官的决定权罢了。
但参谋长制度的崛起，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李嗣昭叹息一声：“管他是朝廷决议还是右相决议，我等只须照办便是，也无甚可说了。国宝，你就来安排这三路兵马的配置好了，我等三人早已说过，服从军令，绝无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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