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一说，让李曜一下子想起了宋太祖赵匡胤收兵权的事来了。
后世有史学家聂崇岐先生说：“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兵，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李曜认为此说极是。
禁兵，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军队；而藩镇作为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则是各自统辖的地方部队。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强，尾大不掉，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动乱局面。但自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强藩大镇不断地带兵入主中央，改朝换代，中央禁军的兵力逐渐强大，原来军事上“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改观。大约自后唐李存勖灭梁以后，各地方镇的兵力，不再具有与中央军抗衡的实力，左右中原政局的，已主要是中央禁军了。但由于禁军大都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故中唐以来形成的“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恶习不但没有多少改变、反而进一步发展为“废置天子，变易朝廷”。故各朝之兴亡，多视禁兵相背……至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则更属禁兵之卖主求荣。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尽管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却仍有可能重演。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赵宋集团的开国元勋，集兵权、功勋于一身。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
当然，也不能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就宋太祖而言，他是从禁军小校一步步被提升为禁军统帅的，十余年间，一直在禁军中服役，根基颇深，是禁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对禁军的向背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就石守信、王审琦等大部分禁军将帅而言，他们虽然与称帝前的宋太祖称兄道弟，但同时又有上下级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由上下级转而为君臣，尊卑高下大致依然，不会因赵匡胤“黄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
另外，太祖继位后任命的禁军最高统帅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和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分别驻兵河北，名位虽高而兵力有限。在京统领禁军主力的将帅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却又并非总帅，只是各掌本司兵马。这样，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禁军将帅，均无统帅全部或大部禁军的权势。“无其势者无其心”，“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犯上作乱，实际上很难发生。
总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禁军将帅的反仄不轨之心虽不可不防，却又不必估计得过于严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权。
李曜很早就有收兵权之心，特别是节度使制度，在他穿越前的课本中，就一直是藩镇割据的元凶，因此李曜对于节度使制度其实是很反感的，总想在有合适的机会之后将之铲除。而现在，他跟宋太祖当年的情况有些类似，这就让他看到了动手的机会。
虽然宋太祖那会儿已经称帝，而李曜如今只是掌握朝政却并未称帝，但他们二者有一点最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其在朝廷主要军事力量体系中，都同样拥有足够的权威。
因此，李曜最近一段时间，一得空便思索能不能从宋太祖收兵权的办法中找到一些灵感，或者说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他自己的收兵权举动加大几分成算。
他回想了一下，宋太祖即位后，其实曾对禁军的兵权进行了好几次小规模的调整。
比如“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秋又进行过一次。通过这两次调整，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拥有。建隆二年三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故此次调整，实为“杯酒释兵权”的先声。至七月“杯酒释兵权”，又解除了六名禁军将帅的兵权。
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共九个高级职务，在“杯酒释兵权”以前，已有一个空缺（石守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升任都指挥使，所遗副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一个裁撤（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裁撤）。而七月“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可见“杯酒释兵权”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
而在“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兑现当时酒席上的承诺，也是为了安抚失去军权的禁军将帅，宋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王审琦之子。太祖当时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人嫁往释去兵权的将帅之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
这种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除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与时进退，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如王审琦为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陈桥兵变”中因“翊戴之功”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建隆元年，又两度统领大军，平息二李之乱，可谓功勋显赫。但其有功不居，“杯酒释兵权”后心态平和愉快，在地方节度使的岗位上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政绩。其余被解除兵权的将帅，虽然不是皆有政绩，但大致都能淡化权欲，安然处世。如石守信“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高怀德“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日露宿野次”；都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确定了适当的角色。
不过李曜又注意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这批将帅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如开宝二年，王审琦任御营四面巡检使，统领禁军，随宋太祖出征太原。慕容延钊建隆二年闰三月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元年又调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兵统一了湖南、荆南。韩令坤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出为成德军节度使，仍可统领沿边部分军队，“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罗彦环“杯酒释兵权”时解除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出为彰德军节度使。乾德二年，又与李继勋统领军队，“大破契丹”，乾德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北汉)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获马三百匹”。这说明，“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的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
前人对此颇多赞叹：“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张令铎、罗彦环等)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石守信之积货巨万，怀德之驰逐饮度，岂非因以自晦者也。至于审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
太祖善御，诸臣知机……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湖则南服，镇常山则北边载宁，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是夫。”
所以李曜觉得“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风气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位重势大，“意多骄蹇”；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而“杯酒释兵权”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观者的清醒，觉察出几丝信息。宰相李昊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王朝的这种“不类汉周”的开国气象有了更明晰的体认。如邵雍、程颐、范仲淹等就将“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作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确、吕大防、曾布等，则更把“不杀大臣”、“不杀士人”、“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统统指称为“祖宗家法”，以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南宋名臣留正则云：“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二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自古所无”云云，虽然不无夸耀，但也确实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宫门，兵连祸结，无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一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退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这种变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勃勃生机。
李曜虽然不希望弄出个“弱宋”似的政权，但这种理性的统治氛围，是他非常欣赏的。因此在此前推出的各种改制当中，也尽量强调理性，包括推行的过程，都很少有强制性的。
但在节度使的问题上，他必须决绝。
节度使由于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顺带还有财权，自然而然的会导致各种割据，因此“三权分立”是他改革现有体制的一个基本策略。
于是他便道：“军心？迄今为止，孤尚未安排任何一镇节度，邠宁、保塞、天雄三镇，那都是晋王当年所举荐，孤取华州，得金商等等，均未安排节度，今后也没有设立节度使的打算。此番，朝廷收复凤翔、兴元乃至两川，其地均以刺史为政务主官，驻军主官直属南北二衙，不得参与地方行政。”
王抟想了想，问：“则南北二衙，其权又如何划分？”
李曜道：“南衙之兵，由凤台鸾阁行使调动权，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北衙之兵，由孤行使调动和指挥全权，若孤发出调令却未曾亲自指挥，则亦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他见王抟未曾问起河中镇兵，知道他是避免触及自己的底线，便主动解释道：“今后除非实有需要，否则孤不会在河中之外调动河中镇兵参与镇守，若要调动河中镇兵外出征战，也必有驻军事宜的临时处置措施。”
王抟思索了一下，有些迟疑：“南衙兵力雄厚，接近十四万之巨，而凤阁鸾台所行的，却是轮流执笔制度，大王在时自然无妨，若然大王不在长安，南衙诸相又难说是一体同心，倘若胡乱调度，却该如何是好？”
李曜答道：“南衙十二卫将会分散驻扎各地，若无孤王调令，则除非长安有被外敌攻陷之虞，否则南衙诸卫不得调入京畿道。至于在外驻扎之时的调动，若无孤王调令，则须有半数以上同平章事附议署名，其调令方能生效。”
李巨川问道：“大王的意思是，北衙常驻京畿道，南衙分布各地？”
李曜点头表示肯定，但补充了一句：“北衙驻地，除京畿道之外，鄜坊、金商两处也是”。
李巨川便又问：“那南衙十二卫的具体驻扎地，大王可已决定？”
“大体已经考虑过了。”李曜道：“蜀地方面，成都、梓州、遂州、渝州、夔州、峡州、泸州、利州各驻一卫，蜀地以北、关中以南，则兴元、凤翔、商州各驻一卫，还有一卫，自然仍是放在齐地王师范那儿，给朱温找点麻烦。”按照李曜的这个驻军安排，十二卫里面有三分之二驻扎在蜀地，这也是因为蜀地刚刚平定，不得不驻扎重兵，至于汉中和凤翔，虽然平定时间也不久，但毕竟离关中近，有四个卫驻扎，足够弹压任何可能的麻烦了。
李巨川叹道：“三十多万大军，看似庞大，一旦分散到如此大的地面，却也颇为吃紧。想当初李茂贞、王建均有十几二十万大军，如今被朝廷拿下之后，地面还是那么大的地面，兵力却只勉强剩个三分之一，也难怪……说到底，还是兵力不足。”
李曜却不同意，摇头道：“你只看到蜀地和关南兵力减少，却未看见关中和河中兵力颇有富余。按照孤方才的安排，关中包括鄜坊，有兵十一万余，河中仍有八万余兵，如此便有二十万，也不少了。至于为何这般安排，只是因为蜀地和关南，乃是朝廷腹心之地，不比关中、河中，须得应对朱温等藩镇威胁，自然无需太多兵力。毕竟，蜀地只有东面勉强算是威胁，但赵匡凝绝无胆量来捋孤王虎须，而南边的南诏、西边的吐蕃，如今都自顾不暇，是以两川无须大军镇守，这八个卫放在蜀地，只是以备万一。而关中、河中兵力充足，则是为了对朱温等藩镇保持压力，须得留出足够的机动兵力罢了。”
三人又对具体的驻扎安排做了一番商议，才谈到李曜打算北上太原为李克用祝寿之事，对此李巨川颇有些不乐意，他道：“此番大王欲往太原一行，某以为实在无此必要。凤翔、兴元以及两川俱是新定，正要保持弹压之势，以免有心有不甘者趁机作乱，而且此番大王对全军做了如此大的调整，也该坐镇长安，以策万全。如今只是因为晋王一封书信，便扔下手头如此多大事前去拜寿，且不说这寿筵是不是鸿门宴，单说耗费的时间巨大，就显得极不妥当。晋王也是朝廷之臣，当为朝廷多多分忧才是，怎能这般……”
王抟也道：“如今局势已然明朗，大王兵雄天下已是遮都遮不住了，此番怕就怕晋王受人蛊惑，大王此去就未免有些凶险了。”
李曜沉默了片刻，才缓缓道：“你等也不必过于担心，孤虽然不肯忘恩负义，但正所谓慈不掌兵，孤在太原，也并非全无安排。”他顿了一顿，似乎微微犹豫了一下，才叹息一声，微微摇头道：“至少，孤有足够自保之力，若是要走，没有谁能留得住孤。”
王抟与李巨川对视了一眼，都仿佛在对方眼中看到了一句“果然如此”，然后便听见李巨川忽然问道：“听说，晋王头上有创，近年来不时发作，如今似乎是……偏头痛了？”
李曜点了点头：“根据孤得到的消息，恐怕的确如此。”
“听说……”李巨川眼珠一转：“偏头痛须得忌酒和食用各种内脏。”
“嗯？”李曜微微意外，摇了摇头：“孤对医学无甚了解，这事儿恐怕王相公比较清楚。”说着就朝王抟望去。
王抟点了点头，道：“大多数偏头痛有此忌讳，除此之外，奶酪也是忌口之一，不过某不曾问诊晋王，却也不敢妄下定论。”
李巨川笑了笑，若有所思地喃喃道：“原来如此。”又道：“某还听闻，晋王好强得很，一直不肯为此就医？”
李曜诧异道：“下己，你对晋王的了解，倒真是有些出乎孤的预料了。”
李巨川心中一惊，暗道：“秦王精明，我要再问下去，只怕便要露出马脚了。”当下干笑道：“都是道听途说，道听途说而已。”好在李曜也只是随口一提，并不曾继续追问。
等三人谈罢，已是夜幕降临，中书省外头等着的人眼见得李曜今天是打定主意不见客，此时也都散了。
李巨川从大明宫出来，没有回自己府上，却匆匆朝河中医学院在长安新建的分院赶去。他这么晚才来，院正王笉作为女子，自然早就回了王抟的相府，李巨川知她不在，大摇大摆地进了院中，派亲信去找来一位年近古稀的医学博士。
等那头发花白的老医学博士前来拜见之时，李巨川亲自起身迎其入内，然后第一句话便问：“薛博士，若有一人，与曹操一样身患偏头风，有什么办法能够……？”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终于除了他二人之外，再无旁人可以听见。
那老博士听完，道：“其实偏头风此症，心病更胜身病，除了忌口之外，最大的禁忌，便是提到他心中的病因，当初曹操也正因为此症而死。”
李巨川眼珠直转，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传说曹操自埋葬关公以后，每晚合眼便见关公，这使他十分惊恐，为了求得安宁，避免行宫旧殿的“妖魔”，于是他决定砍树建新宫殿，谁知当他用佩剑去砍伐一株长了几百年的老梨树时，竟然出现了怪事：一剑劈下去，树中的血溅满了他一身。曹操大惊，当晚睡卧不安，只好坐在殿中，靠着茶几打了一会瞌睡，忽然看见那个“梨树神”身穿黑衣、举着宝剑向他砍来，曹操吓得大叫一声，惊醒之后，立即感到“头脑疼痛，不可忍”。从此以后，经常发作、痛苦不堪，以后又遇到几次惊骇，病势更重，终于死去。
这个带有艺术夸张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心理不平衡造成的紧张情绪能够引起一定程度的头痛。后世医学上把这种由心理因素引起的头痛，叫做情绪性头痛或紧张头痛。而像曹操这类头痛病被称之为“偏头风”，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特称之为“半侧头痛症”。现在一律称之为偏头痛了。
其实这里头的原因并不复杂：人们在处理某些棘手难办之事时，往往伤透脑筋，焦虑烦躁紧张。在这种情绪影响下，常常使人皱紧眉头，头颈部肌肉也被拉紧，呈收缩状态，甚至引起痉挛。因为肌肉及神经对疼痛十分敏感，于是便发生了类似曹操一样的偏头痛。如果情绪一直不好，头颈肌肉一直处于紧张收缩状态，时间久了，头痛就会反复发作，缠绵难愈。
这老博士如此一说，李巨川心中便有了谱，笑道：“原来如此，那便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