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正午时分，吕芳神色慌张地来到了东暖阁，向他报告了一个惊天的消息：蒙古鞑靼俺答部起兵二十余万出河套地区进击大同；大同镇总兵、咸宁侯仇鸾献关投降，并以新政“乱祖宗之成法，变春秋之大义”为借口，打着“清君侧，正王道”的旗帜，带着大同镇十万大军，与鞑靼军队一起杀奔京师而来！

元朝灭亡之后，蒙古诸部四分五裂，各部之间攻杀频繁，后经联姻、武力征服等方式，基本形成了西部瓦刺、东部鞑靼与东北部兀良哈这三大势力，瓦刺与鞑靼是世仇，相互攻杀不已，兀良哈则多与鞑靼联合共拒瓦刺，但他们染指中原之心无一日不有，解决故元残余势力仍是明朝历代军事边防之重。自明太祖、成祖至于仁宣两帝，均采取以抚为重，以剿辅之的外交军事政策，一方面许以互市通商，并对故元蒙古各部军民采取怀柔笼络政策，不分华夷，任人唯贤，对归降蒙古头目，优礼厚遇，对于漠南漠北归附者，均授予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赐给敕书印信，设羁縻卫所；对内地归附或归附之后迁入内地者，或授以官职，或给以爵禄，或令充军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军事打击力度，于洪武、永乐年间多次兴兵北伐，明成祖朱棣更是五次亲征，扫平漠北，勒石而归，武功之盛，一时无两。在明朝抚剿两策并用之下，北元势力极大削弱，数十年不敢再生南下牧马之念。

至明英宗正统年间，鞑靼衰落，瓦刺逐渐强盛，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草原霸主，吞并中原之野心就日益高涨。斯时明朝正值权阉王振把持朝政之际，王振专权乱政，导致国力衰弱，武备废弛。正统十四年，瓦刺借口明朝削减了朝贡使者的赏赐而大举犯边，好大喜功的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兴师北伐，几十万北征大军丧师土木堡，连英宗皇帝都成了敌人的俘虏，“土木堡之变”也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瓦刺大军挟大胜之威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多亏有“救时宰相”之称的兵部尚书于谦挺身而出，率全**民奋起抗战，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这才保住了大明的江山社稷。

其后瓦刺因内乱而分裂，鞑靼趁机崛起，再次称霸蒙古，屡次骚扰明朝边境，杀掠百姓。到了嘉靖年间，因嘉靖昏聩，边防力量大为削弱，鞑靼趁机占据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河套地区，出河套即可犯宣府、大同、三原等镇，震动京畿；入河套，则可攻击延绥、宁夏、固原等镇，侵扰关中，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嘉靖十二年，鞑靼领达延汗死后，子孙们相互争斗，蒙古再次陷入割据状态，其第三子阿勒坦汗势力最大，中原称其为俺答汗，所部即为俺答部，此时正占据着土地肥沃的河套地区，威胁着明朝北部边境的安全。

游牧民族的蒙古物资匮乏，需要用畜牧产品换取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前蒙古历代霸主都积极要求与明朝允许互市贸易。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失去约束，不时南下抢掠人畜财物，明朝就断绝了与蒙古的和平贸易。俺答控制了鞑靼大部力量之后，多次主动表示愿意臣服明朝，请求允许每年进贡并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

昏庸的嘉靖和短视的大臣当然不明白只要稍微放低一点姿态，放弃天朝上国“薄来厚往”这样打肿脸充胖子的朝贡贸易，展对外贸易其实可以大大缓解财政危机；更不知道蒙古是自己的同胞兄弟，迟早要和汉人坐在一起唱“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他们担心“土木堡之变”重演，就严词拒绝了俺答朝贡互市的要求，并于嘉靖二十一年将俺答所派使者斩示众，还悬赏购买俺答的级，最终激怒了俺答，亲率大军兴师南下掳掠，这才有了眼下这等祸事。

单是鞑靼虏贼犯边倒没什么可怕的，九边重镇近百万大军日夜枕戈待旦，鞑靼担心侧翼安全，也不敢长驱直入威胁京畿，每次都是深入边境百十余里大肆剽掠一番之后便引军而回。但此次大同镇总兵仇鸾献关投降并公然起兵反叛，就使形势急剧恶化，朱厚熜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大明开国近两百年来，还从未有过边镇大将不战而降的先例，仇鸾贵为公侯，又是手握十万大军的九镇总兵之一，他之所以公然反叛，自然跟前不久的举子罢考引的这场波及整个朝廷的风波一样，都是嘉靖新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