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军事战场上凡尔登陷落消息的传来,这种环境已经让英国人几乎无法再保持哪怕一点点继续作战下去的勇气了。在付出了近一年时间,三十余万人伤亡的巨大惨重的代价后,德军第五集团军终于在5月中旬到6月上旬的连续发动的攻势后,完成了这个目标,德军开始投入的50个师目前还幸存着的,不足七成,而法军先后投入的近八十个师,在战役结束他们撤往巴黎的方向的时候,也只剩下了三十余万人,凡尔登就像一个巨大的绞肉机,讲一个个年轻的生命绞成了一片肉泥。法国的血液淋进法国的国土,整个欧洲快要被这场战争烧干了了。
在西线尽管巴黎仍然没有陷落,但是这显然并不能维持太久,在工业生产不能够获得突破的情况下,法国方面再也派不出更多的能够准确射击的军人来保卫巴黎了,而德军第五集团军在攻占凡尔登之后,德国人的部队将像蝗虫一样碾过香槟区,直到巴黎的东部,南部,整个巴黎陷入重围几乎成为定局。尽管从精神来讲,保卫巴黎就是保卫法国,但是军事角度的考虑已经不容霞飞将军再让他的部队呆在巴黎了。
只有英国远征军在索姆河方向没有遭遇到重大挫折。但数十万英国军人显然不会认为他们将能够在法国击溃已经势不可挡的德国陆军了,他们无比的想念不列颠。但是现在海军还能不能将他们安全的运回到国内还是个问题,公海舰队在海战顺利结束后,已经将他们的势力范围慢慢向外扩张,皇家海军昔日的重要海军基地苏格兰地区已经被纳入了公海舰队的巡航范围。只要德国人有兴趣,他们可以随时用巨大的舰炮轰击岸上的任何目标。
从战略来讲,这场大战已经到了需要喘息的时刻了,双方的资源消耗基本上也到了一个极限,对海外殖民地的使用方面在英国断了从亚太地区补充的路线之后,他们也不再占有绝对优势,所以他们缺的是高素质的兵员,而德国方面则刚刚从资源瓶颈中走出来,在夏季来临前的战场优势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样规模的大喷发对于他们来说也不可能持续太久,所以在教皇发出新一轮的和平呼吁之后,我估计他们会暂时走到谈判桌前的。
只是中东的艾伦比将军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一方面在夏季来临之前,德军需要建立起更多的优势为将来的谈判服务,所以德土联军在北线发动了不间歇的进攻,并一度占领过交叉站这个重要的饮水资源点,只是英军在反复拉锯之后,终于在5月31日重新占领这处据点。
而在南线方面,中华帝国的坦克师开始在战场上发挥威力,由于在这片地面上坦克并没有遇上大口径火炮等天然的敌人的缘故,所以在六月来临之前的几天的战斗中,坦克在战场上并没有遭遇什么损伤,只是高达四成多的故障率让这种兵种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并且由于燃料机油等成本物资都需要从国内运过来的缘故,使用成本显得太高,所以骑兵仍然是战场上的主角。
英军南方的防线在向前探出几十公里并据守长达十余天之后,终于在6月2日宣告失守,中国两线部队都取得了突破,西线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埃拉特北方,并对周围的英军为数不多的军队形成了压制,而中英在约旦边境地区的对峙局面也逐渐形成。
当然,双方的谈判也间断进行着,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试探,两边都知道这里的战争其实不可能持续太久,一旦夏季来临,在这里走路都困难,更别提作战了。所以,艾伦比将军和张勋将军都没有对对方关上谈判的大门。
所以,这个6月里,国内关注的重点注定了仍是落在选举格局上,由于考虑到地方交通情况的不同,选举有效时间被定成了两个月,由内阁派往各省的选举监督员都是新一期科考的举人,分省进行监督,督促地方官员落实选举目标,并发动了地方上的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去提高参选率,由于此前媒体一直没有断过这方面的宣传的缘故,到6月底的时候,投票率已经突破了四成,也就是说全国六亿人口中,已经产生出了两亿多张投票,这将决定一个人乃至他背后的政党的命运。
目前新儒党全国党员数目据统计说是号称两千万,实际上我看大概也有一千来万的样子,这个数目实在太恐怖了,几乎全国四五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新儒党员,我的帝国基本上目前为止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群众根基上,维系着一个统一状态的,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化的话,这么大的帝国一旦崩溃将会是一个灾难性的局面。
而第二大党工党也有一百七八十万之众,号称两百万,加上宗社党,国民党及其他小党,国内有明确政治信仰的人群有两千多万,而其他的当然也不是政治白痴,只是他们还没有被这些政党所吸引到而已,所以,各政党都借着这次全民涉入政治舞台的机会,扩大自己党派的影响,实际上工党等党派也知道这次竞选不可能竞争得过已经统治了这个国家千年的新儒党的,他们之所以在竞选中不遗余力的参加活动,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向全民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吧。
国家这三十多年来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不仅仅是政治舞台的表象这一系列的变化而已,随着建设的进展,帝国的数个大城市已经加入了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的列表之中,北方的北京,天津,太原,西安,南方的上海,江宁,武昌,成都,广州,甚至南宁,包括后来纳入帝国版图的马尼拉,海参崴等城市,都已经根据自己的城市职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特色。也让很多人对中国在惊叹于外国人那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之余,也对自己的建筑学产生了自豪之感。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一个国家处于一个扩张期,上升期,自然就会产生出许多迷恋,抬高,神化自己文化习惯的人群,像梁启超那十几岁的儿子梁思成,就对建筑学和城市归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国内的中高级教育并无这方面课程的缘故,梁启超在请示过我后,也将他送往了美国去学习建筑学,并寄语他可以发展出一套中西结合的,既符合中华民族审美观,又能够发挥出实质作用的建筑体系来。
而随着国内经济的变化,城市的格局也开始出现很多变化,像后世那种的多层住宅楼开始在一些大城市出现,只是他们的功用与后世有些差别,由于土地兼并日益眼中,国家又向来最尊重私产,城市贫民的安置工作就越发的成为社会问题,在很多城市都由官府出钱,修建了一些廉价租给贫民们居住的多层建筑。
随着一系列证券市场的法规的制定,在今年北京也首次开放了自己的证券市场,开市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入市的人都收到了一份由官府发给的世界上一些证券市场的灾难性事件的预防针,譬如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股灾事件,和英国南海公司的股灾事件的宣传。
到7月初时,位于北京城东的证券市场在经过两个月的营业后,总市值已经超过了三亿五千万银元,在市的九十余家企业都获得了很好的融资效果,由于我暂时还没有放开的缘故,皇室作为大股东的东亚股份公司并没有进入这个市场,而一直肩负着经济政策制定任务的皇储溥夏也获得了一个依照目前规定列入法律的禁令:就是皇族子弟,和政府官员不得以任何方式炒股,以防官商勾结。
虽然这条禁令遭遇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在清政部搜集了几个京官以家人名义介入证券市场证据报到我这里,并都对这些人进行了降等三级的处理,并勒令退出股市后,就很少再有反对声音了。
证券市场的出现,也标志着北京在经过几十年的扩大后的城市格局的基本奠定,随着数十条新马路的出现,北京城的概念比过去要大了不少。紫禁城自然是在这个城市的核心,紫禁城以北的内城区域,基本都是军方各部门的办公区域,除了总参谋部因为他的特殊性安排在城西之外,陆军部海军部等部门都设在了内城北部。
而内阁处理内政事务的各部门,包括国会,都设置在了城南的天坛以南的区域。东西两面,西面主要功能定位于一些市政部门,包括顺天府衙门,顺天府法院,自来水厂,电厂等城市生活方面的部门。城东则设计为金融和经济中心,帝国的中央银行,户部的国库等重要经济部门都设置在了这里。
在夏季来临之前,我也慰问了遍布全城的几个工地,很显然,一个新的城市格局,已经基本奠定。而由于北京城里几乎就是一个大工地的缘故,这种视察几乎成了我这段时间除了军政事务之外的一个重要活动内容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7月25日,约定的每月停战日。这对于交战各方来说,都是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