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姐跟我说，她和爷爷是来自台湾，这次回内地来，一是为了寻根问祖，二是拜访旧人。自己父母要帮着哥哥嫂嫂照顾孩子，也走不开，自己恰巧在台湾拿到了美国一个大学的留学申请，所以乘着这个机会就跟着爷爷一道，一方面照顾下他这个老人，一方面也是回来看看同胞的情况。

我虽然对台湾印象不深，不过她的说法倒是解释了为什么口音不同的原因。对于台湾，我只知道那里是国民党的地盘，他们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都说自己是中华台北队。而台北是一个城市，中华台北，根子还在中华，起码人家还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国家的高度上。对于政治问题，我一向是不会多说的，两岸的关系和情况不同，所以人民在认知的角度上难免会有偏差，这就好像金大胖二胖三胖告诉他们的人民，三八线以南是敌人的土地，是傀儡的政权一样，所以多年来朝韩之间骨肉分离的事情不在少数。而对于台湾同胞来说，我向来还比较客观，起码老一辈的台湾人，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移民过去的，于是我猜测坐在身后的吴老，八成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和故土分离，到老了，气氛松懈一点的时候，才回到自己的家乡。恰好那一年，一个叫宋楚瑜的人，在自己的家乡湖南，用地道的湖南话对乡亲们说，乡亲们，楚瑜回来了。不管是装腔作势还是在作秀，至少我从那句话里，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

于是我大着胆子问吴老，您是哪年到的台湾呢？他回答我说，1951年。我试探性的说，49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去了台湾，您不是跟着他们一块去的吗？我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问他，是不是当年的**，跟着老蒋撤退了。他沉默了一会说，49年的时候，他没能走成，于是到香港躲了两年，才辗转去了台湾。

我没继续往下问，因为他说是“躲”了两年。

估计这当中的细节我再问下去就叫做窥探**，而且说不定人家还对我产生反感了。不过就这么几句问答，我对这位吴春生老人的身份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他曾是国民党的军官，因为士兵若非是功勋卓著，还是没什么机会跟着大部队撤退台湾的，而我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功勋卓著。因为这样的优秀士兵到了台湾以后一定会被封为高官，就算是退出了政坛，他想要回到大陆来，估计光是通过海关审查就是个困难事，所以我断定他肯定不是士兵，得是个军官，或者是军官的家属。再者，他离开大陆去台湾一定是经历了什么磨难的，否则他不会用到“躲”这么个字眼，而所谓的躲，躲谁呢？这就不言而喻。

一边开车一边跟吴小姐闲聊，吴小姐似乎是对吴老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她也察觉到自己的爷爷不愿意多说，于是她就当起了吴老的代言人。从她嘴里套话就容易多了，她告诉我，这次来重庆，是因为爷爷之前在重庆呆过不少日子，有些朋友还留在重庆，尚未去世，拜托我接待的那位老前辈就是其中一个，但是由于是清修之人，有朋而来也不见想必是有原因的，这也勉强不得，而吴小姐还告诉我，此行的另一个目的，也是拜会一位她爷爷故人的遗孤，她说自己爷爷多年来一直有心结，而心结就出在这家人身上。所以特别需要我来作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