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奴性张宝同 2017.7.4

前两天和一些朋友在闲聊时，不知怎么就说起了中国人的奴性。朋友气愤地举例说，一个只有100名日本鬼子驻守的县城，有着几十万的中国人，可是，受奴役受欺压，甚至是被人任意宰割的中国人却没有人起来反抗。还有位国民党的将领也曾说过，在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曾有二十名的日本鬼子押着二千多名中国被俘的军人，如果他们当时能奋起反抗，也许死去的人就不会是两千人，而顶多只是几十人或几百人。可是，二千名中国人就是那样地束手待毙，被二十名日本兵用机枪全部射杀了。说起这样的事件，我们没有不气愤不痛心的，没有人不责怪我们中国人奴性十足，没有血性和骨气。

关于中国人的奴性，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特点和特性。这种特点和特性已经通过基因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遗传了几千年了，确实是根深蒂固，习以为常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承载着多少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悲剧。

中国人具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忍耐性比较强，只要家里有口饭吃，就不会出去闹事。即使出了事，也总是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中国文化也多遵循于儒教文化。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为了愚弄人民，顺化人民，通过假借儒教文化，断章取义，建立了诸如“三纲五常”（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为仁、义、礼、智、信）。其核心是服从于正理或无条件服从于上下关系。把人伦关系中的君臣、父子、夫妇宣扬为天定的和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妇女还要遵守“三从四德”（即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否则便是大逆不道。

到了满清部族统治，康熙自封是圣人在世：“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使奴隶制残余毫无顾忌的肆意歪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所用，奴才们为讨好主子欢心，卖力宣扬“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和“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并使之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一种尊崇。

其实儒家学说是由孔孟建立的，孔子就曾说过，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对父母的错误儿女有责任纠正。更何况父母的子女还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并没权力要求子亡。孔子还说：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说如果父亲打你，如果是小打就受着，极度愤怒时那大棍子要打死你，就要逃跑，如果你被打死了，就会给父亲罩上杀子的名声。君臣也一样，如果君要臣不得不死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君臣，不就给皇帝罩一个杀害忠良的名声吗。所以不能死。

对此，清朝就有过这样的故事。一次，乾隆皇帝想开个玩笑难倒机智过人的学者纪晓岚，便问他，“纪卿，忠孝怎么解释？”纪晓岚答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忠。”乾隆立刻说：“我现在以君的身份命令你去死？”纪晓岚一怔，说，“是吗？”乾隆说，“你打算怎么去死？”纪说，“跳河。”乾隆说，“好，去吧！”纪晓岚走后，乾隆微笑着在殿堂上踱着步。过了不久，只见纪晓岚从外面跑回来了，乾隆问道，“纪卿，你怎么没死？”纪晓岚答道，“我碰到了屈原，他不让我死。”乾隆问，“此话怎么讲？”纪说，“我到河边，正要往下跳，屈大夫从水里向我走来，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晓岚，这就不对了，想当年楚王是昏君，我不得不死。可如今皇上这么圣明，你应该先回去问问皇上是不是昏君，如果皇上说是，你再死也不迟啊！”乾隆皇帝听后，微笑着不语了。

统治者不但要国民严守“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让人们不敢违背和违抗，而且对违抗者的惩罚也是非常地残酷。不但要惩罚违者本人，常常会株连九族，也就是会使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代共九族（即指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儿之子、己之一族；外祖父一族、外祖母一族、姨母一族；岳父一族、岳母一族）都要受到株连和惩罚。即使你一人犯罪逃跑了，但你家的这些亲戚却难逃其责。所以，人们宁愿明哲保身，也不愿去惹事生非。

中国古人是很讲义气和傲骨的，有“风萧萧兮水易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有“君子不食嗟来之食”，有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大义凛然和冲天豪气。可是，到了宋朝，特别是到了清朝时期，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外族和外国统治者为了培植奴才和汉奸，以功名利禄为引诱，以冷酷杀戮为手段，诱引和迫使人们抛弃民族大义，去追求个人享乐和保全情命，使得汉奸文化从而得势。于是就出现了张弘范灭宋于崖山，吴三贵引清军入山海关，洪承畴率清军平定中原，在抗战的国难当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帮助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当时侵华日军还不到200万，而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数量。拿我们前面举出的列子说，要不是有那么多皇协军和汉奸的配合，100个日本鬼子如何能管得了有几十万人的县城。而那么多的皇协军和汉奸，确是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所以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